黄河自三门峡出黄土高原，向东进入豫省。武陟以东为华北平原，黄河流速减缓，曲流发育，历史上的决口、改道多发生于此。其中，豫省在宋代之后饱受“黄患”之苦，故清代有“欲治河南，必以治河为先务。河水一日不治，则豫省一日不安”[1]之说。清廷建立伊始，就重视治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累朝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堤固防，至嘉庆、道光时期，黄河下游豫鲁苏地区已经堤防绵延[2]。与工程相伴随的是清代复杂、庞大的黄河管理系统，这个管理系统包括官僚层级、财务制度、物料制度等，是清中央管理河务的最重要手段。

清代河南的河务层级，大致为河道总督—管河道—厅—汛—堡等若干级。顺治初年设河道总督驻济宁。顺治九年(1652)设河南省归德府管河通判，河政体系以济宁为中心向豫省扩展。康熙十七年(1678)将豫省岁修工程交由河南巡抚料理。至雍正二年(1724)，在豫省设副总河管理豫省河务。至雍正六年(1728)，授副河道总督为河东河道总督，分管河南、山东段的黄运两河事务[3]。自此之后，东河、南河两河分治，东南两河道总督无主副之分，东河河务地位由起初的附属于以南河为主的总河，上升到与南河同等地位。康熙十七年(1678)，河南省特设管河道，以协同巡抚治河。雍正五年(1727)时又设河北道一人驻武陟兼管河务。顺治时就有河厅设置，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不断增设，至道光时期豫省共有13厅。厅的长官由府的佐贰官担任，如同知、通判等。汛制最晚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确定[4]，其长官由县或散州一级的佐贰官或县属官担任，即县丞、主簿、巡检、州同、州判。河堡驻于河堤之上。豫省河堡开始发挥其作用的时间不得而知，但堡制的完善应在雍正时期。其中，厅、汛、堡直面每年黄河之水情，本文暂且将其作为清代河务的基层管理机构。

以往治黄河变迁史者，如岑仲勉、[5]贾国静、[6]马俊亚、[7]李德楠[8]等对河工体系的研究多关注上层机构，河厅以下的河工体系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厅、汛、堡面对着不断变化中的黄河，能直接体现河防体系在实际情况中如何发挥作用。河务基层机构针对性研究是清代黄河史研究中面临的极为迫切的问题。此项问题的解决，可以为清代黄河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参考，使研究者可以更为清楚地将史料中黄河相关记载与其地理位置信息联系起来。黄河作为横跨多个地理区域与政治区域的动态研究对象，其相关研究更应该在相对精细的地理环境下进行。这正是此次复原工作的初衷。同时，在河道管理、河工财政等专项研究中，河道总督、河南巡抚乃至清廷中央的治河策略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基层河务机构进行相应的执行落实，以物料筹集、人夫调配、经费支出等问题为指征的治河政策落实情况的研究，绕开基层河务都无从谈起。

以往研究受制于资料和技术方法，无法将史料中的“汛、营、堡”等基层地名与现代地理信息建立起联系。近年以来，在历史地理学界，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技术提供了处理此类问题的可行方案。清代黄河研究多以档案材料和会典事例为主，研究内容受制于材料，无法深入厅、汛、堡等基层黄河管理机构进行系统性研究。这也是黄河史研究面临的困境之一。此项基础性的研究在利用清代河图的条件下逐步清晰，有迹可循。因此笔者希望将清代河图与地方性文献结合，通过图形化史料和多种地理信息数据重建豫省的基层河务机构分布,对清代黄河研究方法进行新的探索。

一、道光时期豫省黄河堤防系统的重建

(一)资料来源

1.地图资料

重建使用了两幅古地图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六省黄河埽坝全图》(编号, Liu sheng huang he saoba he daoquantu)中的第三幅图(以下称《豫省河道图》)，是此次重建的基本依据。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9]中将此图所示信息的时间定为1803年至1820年之间，但笔者认为应在1820年之后，原因有二：其一是图上“寜”字避道光帝讳均写为“寕”[10]。其二是《豫省河道图》上有“中牟大工”一段，可将图示信息的时间上限定为中牟大工之后，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同时图示黄河下游还未在铜瓦厢一处决口改道，因此可将图示信息的时间下限定在铜瓦厢决口时，即咸丰五年(1855)。综上，《六省黄河埽坝河道全图》绘制内容反映的时间年代为1843年至1855年之间。《豫省河道图》图幅西自武陟汛嘉应观，东至铜瓦厢所在的兰阳上汛。

文章来源：《黄河之声》 网址: http://www.hhzszz.cn/qikandaodu/2020/0809/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