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为陵阳河遗址陶器上的刻画图像。　　图②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彩陶图案。　　图③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白陶。　　版式设计：赵偲汝

走过百年的中国考古，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了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很多原本极其普通的小地名因为与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相关而著名起来，比如大汶口。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是新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一文化将我国东方地区已知的史前历史由龙山文化提前了1500余年。持续的科学考古也揭示了大汶口文化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完整发展过程，从而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

不断丰富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空间分布以泰沂山为中心，包括黄、淮下游的山东全省、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时间上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早期距今约6000—5500年，中期约距今5500—5000年，晚期约距今5000—4500年。

1959年，为配合津浦铁路复线工程，考古学家在山东泰安大汶河南岸的堡头村西，发掘133座史前墓葬。墓葬内的随葬品丰厚而精美，墓葬之间差别巨大。出土文物随后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发极大关注。

1962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层位上确定了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适时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利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碳14测年数据，夏鼐把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4300—2300年之间。

1974年，考古报告《大汶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刊载了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几件陶器刻画图像。依据这些新的考古资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于1976年发表了《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文章，掀起探讨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热潮，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拉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的序幕。1979年，山东省博物馆主持发掘莒县陵阳河等遗址，第一次发现出土图像文字的大型墓葬。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唐兰、李学勤、裘锡圭、高明等，先后研究了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图像文字，认为与甲骨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存在密切关系。

21世纪以来，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关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工作重心转向了聚落，在多处发现大汶口城址和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贵族墓地。其中2017年发现的章丘焦家大汶口中期城址和墓地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其实海岱地区存在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此时属于原始农业时期，人口数量不多，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加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采集和渔猎构成此期人们主要的生计方式，而农业经济还处于一种补充的地位。从大汶口文化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考古为我们提示出这一演进过程。

多姿多彩的文明内涵

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人口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有所加大，分布区内的生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环境较好的部分地区，如地处东部沿海的胶东半岛和鲁西邻近湖泊地区，渔猎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生计方式。如胶东半岛沿海的遗址，堆积中保存着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俗称“贝丘”。而这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遗址广布于沿海地区。内陆的临湖地带也有类似情况。多数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逐渐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

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农作物方面，除了此前已经驯化的旱作农作物粟和黍，还从南方传来水稻，甚至独立驯化了野生大豆，使之成为“五谷”的重要成员。从这一时期的良渚文化发现规模宏大的水坝和成规模的“井”字形稻田来看，与其同等发展水平的大汶口文化，也应该存在较大规模的农田和水利设施。来自南方的稻作农业经济，落地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之后，又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跨过渤海海峡，传播和扩散到辽东半岛甚至更远的东北亚地区，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生产为玉器、骨牙器工艺和陶器生产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北（红山系）、中（大汶口·龙山系）、南（良渚系）三大玉器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玉器数量不多，到中晚期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器文化。大汶口玉器多为片状玉器，开料技术由以线切割为主向片切割为主过渡；玉器的功能由装饰为主转向礼仪和装饰并重；玉钺、玉刀、玉璧和玉璋是之后的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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